我在1984年出版的《英汉翻译练习集》前言中归纳了我在英译汉实践中的25点体会。其中绝大多数是我对英汉两种语言各自特点的认识。这些认识对我后来的工作，无论是英译汉，还是汉译英，都是有帮助的。现在我就把这25点体会连同有关的译例说一说。

⒈一词多义。弄清原文的意思，在汉语中选用适当的词语。例如：
Born in 1879 in Ulm, Germany, Albert Einstein was two years old when his parents moved to Munich, where his father opened a business in electrical supplies.
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于1879年出生在德国的乌尔姆城。在他两岁的时候，父母移居慕尼黑。他的父亲在慕尼黑开了一家工厂，生产电气器材。（句中business一词，据有关资料介绍是指factory，而不是store，故译作“工厂”。

⒉英语名词和介词用得多，汉语动词用得多。
Psychologically there are two dangers to be guarded against in old age. One of these is undue absorption in the past.
从心理方面来说，到了老年，有两种危险倾向需要注意防止。一是过分地怀念过去。（如译作“对过去的过分怀念”，则不顺。

⒊英语代词用得多，汉语实词用得多。在一个句子里，英语可以先出代词，后出实词；汉语则先出实词，后出代词。
One day, while I was playing with my new doll, Miss Sullivan put my big rag doll into my lap also, spelled “d-o-l-l” and tried to make me understand that “d-o-l-l” applied to both.
有一天我正在玩一个新娃娃，沙利文小姐把我的大布娃娃也放在我腿上，然后写了“d-o-l-l”这几个字母，她是想让我知道“d-o-l-l”既可以指新娃娃，也可以指旧娃娃。（如译作“指二者”，就不顺；如译作“两个都指”，意思既不清楚，句子也压不住。
If they are disappointed at one place, the drillers go to another.
钻探石油的人如果在一个地方得不到预期的结果，便到另一个地方去钻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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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审订译稿的时候发现，许多句子的译文不顺，究其原因，往往是定语没有处理好。在英语里，可以用作定语的成分很多。单词、从句、分词短语、介词短语、动词不定式，都可用作定语。单词作定语一般放在被修饰语前面，其他定语一般放在后面。汉语里，定语一般放在被修饰语前面。因此翻译时若把定语仍译成定语，而且仍放在前面，译文当然就不顺了。

定语如果不译成定语，又能译成什么呢？

关于定语从句的译法，已经看到不少文章。各种教程和专著中也有专门的章节加以论述。这里只举两个例子。

例1 The police are concerned for the safety of the 12-year-old boy who has been missing for three days.
那个12岁的男孩失踪三天了，警方对他的安全感到担忧。

例2 Each of London’s districts had a distinct character that marked it off from its neighbours.
伦敦的每个区都有鲜明的特征，与邻近地区不同。

例1的译文用了两个主谓结构，也可以说是两个并列短句。若译作“警方对那个已失踪三天的12岁男孩的安全感到担忧”，异文就因定语太长而不顺了。例2的译文用了一个主语带两个并列的谓语。总之，这两个例子，原文都是主从结构，而译文都是并列结构。这也正是英汉两种语言在句子结构方面最大的区别。

例3 Police investigating the train derailment have not ruled out sabotage.
警方调查火车出轨事件，没有排除人为破坏的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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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译汉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透彻地理解原文。

看一篇东西，可以有不同的目的。若为获取信息，抓住大意就可以了。

若是为了消遣，那就可以看懂多少算多少。若是为了翻译，那就非透彻理解原文不可。

有时似乎觉得懂了，但翻译起来还是不知如何下手，究其原因，可能仍是未能真正理解原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若勉强去译，便会采取机械的办法，逐字翻译，许多误译就是这样产生的。

例1  We want to get all the parties back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.
例2  Their differences have been thrown into sharp relief by the present crisis.

虽然party一词可以指“政党”，但此处与negotiating table相联系，便指“谈判的一方”了。所以，例1的意思是：我们想把有关各方拉回到谈判桌上来。Differences一词本身是有“差别”的意思，但在这个上下文里，它却指“意见分歧”。例2的意思是：目前的危机使得他们的分歧更加引人注目。

例3  He was found guilty of murder.
例4  There is no right of appeal against the decision.

涉及法律时，find不一定表示“发现”，而可以指“裁决”、“判决”。Appeal也不一定表示“呼吁”，而可以指“上诉”。因此，例3的意思是：经裁决，他犯有谋杀罪。例4的意思是：关于这项判决，没有上诉权。

例5  The end result of her hard work was a place at medical school.
例6  To graduate with honors from college

在学校教育方面，work就指学习，a place就是an opportunity to study at a university,也就是一个入学名额，而不是一个工作职位。With honors指的是“以优异的成绩”，而不是“感到荣幸”。因此，例5的意思是：她勤劳学习，终于进了医学院。例6的意思是：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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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事情都有个要求，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标准。翻译也不例外。那么什么样的译文算是好的译文呢？我们应以什么样的标准作为努力的目标呢？

1980年出版了张培基等四位学者编著的《英汉翻译教程》。作者在“翻译的标准”一节中写道：“我们主张把翻译标准概括为‘忠实、通顺’四个字。”“所谓忠实，首先指忠实于原作的内容。”“忠实还指保持原作的风格。”“所谓通顺，即指译文语言必须通顺易懂，符合规范。”

1983年出版了吕瑞昌等五位学者编著的《汉英翻译教程》。关于翻译标准的论述，与第一本书是一致的。书中写道：“我们不妨用‘信、顺’两字来概括我们今天汉英翻译的标准。所谓‘信’是指忠实于原文的内容，包括思想、感情、风格等，即把原文完整而准确地表达于译文中，对原文内容尽可能不增不减。所谓‘顺’，是指用词正确得体，行文流畅通顺，符合英语习惯;避免逐字死译、生搬硬套，使不懂汉语的英语读者也能看懂。”

这两本书是受教育部委托编写的高校通用教材，一本讲英译汉，一本讲汉译英，二十多年来，一直在我国高校广泛使用。

我基本上同意这两本书关于翻译标准的提法，但我不赞成把风格放在忠实里面来谈。我们不必因为严复提出了“信、达、雅”，谈翻译标准就一定要谈风格。因为风格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。把原文的风格完全翻译过来，这恐怕是不大可能的，但也不是说风格就完全不能翻。译者只能尽力而为。译文的风格除了包含一部分与原文一致的风格，必然还包含其他因素。而且翻译不同类型的作品，对风格的要求也不尽相同。英译汉还比较好办，汉译英就更难把握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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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忆我们学习汉语和英语的经历，就会发现我们是孤立地来学的。学汉语时，老师没有必要也从未鼓励我们去与英语做比较。学英语时，老师更是劝我们不要去与汉语比较，免得受汉语的影响而学不好英语。若让我们说一说汉语和英语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，我们也许会感到茫然，因为我们从未对这两种语言加以比较。

翻译界有一个提法：翻译理论与实践。有人写书，以此为书名。有的学校开课，以此为课程名称。这个提法甚至进入了国家教育部门制定的学科目录。仿佛这个提法概括了翻译领域的全部内容。

其实，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，还有一个层次，那就是语言对比。所谓语言对比，就是研究英汉两种语言的异同，从而看出英语和汉语各自的特点。相比之下，各自的特点就清楚了。

二十世纪中期，王力先生在《中国语法理论》第六章“欧化的语法”中花了很大的篇幅进行语言对比，指出各自的特点，探讨英语对汉语的影响。八十年代以后，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多了起来，出版了专著，还成立了专门的机构。

我个人进行语言对比，是从对照着原文研究《毛选》的译文开始的。我在研究了大量的译例之后，得出了若干规律性的认识，分二十个题目，写成了《汉英翻译五百例》，于1980年出版。

例如，许多译例表明：“在一个汉语句子里或相连的几个句子里，往往有些词或词组重复出现。”“英语和汉语相反，在一般情况下是避免重复的。”“汉语重复，英语不重复，这是两种语言的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。”有了这点认识，汉译英时就多用代称，英译汉时就多用实称，不必拘泥于原文了。

语言对比主要是注意句子结构，或者说注意翻译过程中各个成分在句中的变化。译文之所以有时会因过于机械而不顺，就是因为迁就原文的结构，而没有考虑译文的结构应有哪些变化。好的译文之所以好，就是因为句内各成分都放在了应放的位置，符合译入语行文的习惯。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说过：

To preserve the content of the message the form must be changed .说的大概也是这个意思。

是不是看几本书就行了？诚然,这方面的书也是有的。但只看别人得出的结论往往印象不深，时间久了，也许就忘了。因此最好亲自动手进行比较，或者至少把别人结论拿来验证一番。其实，语言对比是很有趣的，通过对比，你会发现许多过去未曾注意的东西。而且你的注意力也不会完全局限于译例。每当你有所发现的时候，你就会去查阅关于英语的权威性著作，也会去查阅关于汉语的权威性著作，看看他们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。比如，在我研究前面提到的“实称”与“代称”的问题时，就参考了Randolph Quirk等四位学者所著的A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English。书中有一节专门论述substitution，我看到不仅名词有替代的说法，动词、形容词、副词等也都有替代的说法，他们把所有这些替代的说法统一称为“pro-forms”。看到这里我感到一阵惊喜，顿时觉得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深入了一步。一个人要是学问有长进，就会感到欣慰，要是日有所进，就会觉得其乐无穷。

对比两种语言，认识其各自的特点，主要是通过研究译例来进行的，是与翻译实践紧密相连的。若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来指导翻译实践，翻译起来就会得心应手，认识越深刻，就越得心应手。不信你试试。

语言是一个神奇的东西，运用得当，可以产生强大的力量，译者也就是借助于这种力量，重新创造出感人的作品。可以说，译者对语言的掌握是做好翻译的先决条件。

严复就是用他那优雅的古文把进化论的思想介绍到中国，感动了一大批有识之士，包括当朝皇帝，推动他们变法维新。他翻译的《天演论》，虽未尽“信”尽“达”，一个“雅”字却表现的淋漓尽致。

林纾虽不懂外语，却在别人帮助之下，用他那精美的文言文将184种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。《林译小说丛书》曾使十一二岁的钱钟书“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”。数十年后，大学问家钱钟书“偶尔翻开一本林译小说”，发现“它居然还没有丧失吸引力”。

周熙良教授就很强调研究语言。他写过一篇文章，题目是“翻译三论”，发表在《翻译通讯》1982年第六期。他在“翻译与语言”一节中指出，初搞翻译的人要看点汉语语法，注意到一些语言现象，这有助于摆脱原文的束缚。他说：“一个搞翻译的人对语言不感兴趣，翻译水平是不大会提高的。”

近年来，研究翻译的人多了起来，各种出版物也多了起来，介绍翻译理论、翻译技巧、翻译方法、翻译经验，吸引着初上译途的人的眼球。这些出版物既然都是研究的成果，都会给人以启迪。但对一个译者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通晓多少种翻译理论，掌握多少条翻译技巧，而是不断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。最后决定译文质量高低的是译者使用语言的能力。一位有经验的译者，可能说不出多少翻译理论和技巧，他靠的是自己在语言方面的造诣，他能告诉你的是怎样学好语言。

单其昌写了一本《汉英翻译技巧》，请杨宪益作序。杨先生在肯定了作者的研究方法之后指出，要避免翻译工作中出现错误，“主要还是要多读一些好的英美文学作品，逐步理解这种外国语言的内在规律。”接下去，他还介绍了自己的学习经历，“在我掌握了基本语法之后……到了我上高中时，我就完全丢开了语法书，只去广泛阅读文学作品了。”

我的老师王佐良教授译过一本《彭斯诗选》，其中有一首题为“一朵红红的玫瑰。”他在题为“答客问：关于文学翻译”的广播稿中提到，自己对这首诗的译文并不满意。接下去，他说，“作为一个译者，我总是感到需要不断锻炼，要使自己的汉语炼得纯净而又锐利。”老先生这样孜孜不倦，精益求精，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。

英国剑桥大学George Steiner 教授写过一本书，名叫After Babel。在第一章的末尾，他说了这样一句话：A study of translation is a study of language。这也许是对翻译研究最好的概括。你不想在语言上下点功夫吗？

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留学法国,攻读法国文学和绘画,回国后将大量法国文学作品译成中文,介绍给国人。他在1957年给《文学报》写的一篇题为“翻译经验点滴”的文章里就曾说过:“翻译重在实践。”

要想提高自己的翻译能力,一定要通过实践。实践可以分为两类,直接的实践和间接的实践。

所谓直接的实践,就是自己亲身参加的实践,也就是自己动手翻译。一回生,二回熟,日积月累,第一手经验多了,做起来得心应手,翻译能力有所提高。所谓“熟能生巧”,就是这个道理。但自己能译的东西是有限的，从这种实践中得出的经验也是有限的。因此，还需要借助于间接的实践。

所谓间接的实践,就是研究别人的译文。比如,一篇文章在手,准备翻译,这时先找一些有关的资料或同类文章的译文看一看,在词语和风格方面定会有所借鉴。常作翻译的人都会这样做。别人的译文是别人直接实践的产物,你看了别人的译文,就是从事间接实践。从总结经验的角度来看,直接实践和间接实践具有同等的价值。因此,有空的时候,找一些译文来,尤其是好的译文,加以研究,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,对于提高自己的翻译能力是大有好处的。

不过我还是要强调,只看别人怎样翻译,自己并不动手译,是不行的。我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编过一套翻译教程,有些学校办了辅导班。有一次,一位老师告诉我,他的学生只看我的书,并不作练习。我听了大为惊讶,连忙写了一片短文,登在《英语学习》杂志上。我说,学翻译犹如学游泳。只在岸边看别人游,或只听教练讲解,是学不会的。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?

在各门课程之中,我觉得翻译最便于自学了。有些年轻同志总希望当面向名家请教,或听他们演讲,或与他们交谈,若能单独见面就更好了。但这样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,而且不见得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。

其实向名家学习,随时都能做到。那就是不要求面授,而是去自学，去研究名家的译文。可以采用以下三种方法。

第一种方法:先不看译文,自己先根据原文翻译一遍，然后拿自己的译文和名家的译文相比较,从差距中就可以看出自己的弱点和问题,然后有针对性地克服自己的缺点,提高翻译能力,定会收到较好的效果.

第二种方法:研究译文。将原文和译文对照研究,从中得到启发。

周煕良教授是我非常崇敬的一位译者,他不仅从事文学翻译,而且喜欢讨论翻译问题,发表看法。几年前,我拿原文对照着看,他译的英国作家高尔兹华绥所著《福尔赛之家》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段话。

Those privileged to be present at a family festival of the Forsytes have seen that charming and instructive sight — an upper middle-class family in full plumage.

译文是:

碰到福尔赛家有喜庆的事情,那些有资格去参加的人都曾看见过那派中上层人家的兴盛气象,不但看了开心,也增长见识。

原文charming and instructive是定语,和sight搭配,但译成汉语,若想保留这样的搭配是很困难的。译文把原文的定语放到后面去处理,语言就顺了。当然,放到后面,就不一定是定语了。

第三种方法:研究不同的译文。有些作品经不同的人翻译,便出现了不同的译本,而且都是很好的译本。例如《红楼梦》，近年来就出版了两个译本,一个是国内出版的杨宪益和他的夫人戴乃迭的译本,取名A Dream of Mansions, 另一个是英国出版的David Hawkes的译本,取名The Story of the Stone.这两个译本都很好, 不少人做了对比研究。

更为可贵的是原译者提供的修订译文。把修订后的译文和原译文比较一下,看译者是怎样修改自己的译文的,往往可以看出许多问题.

鲁迅的短篇小说“孔乙己”是这样开始的:

鲁镇的酒店的格局,是和别处不同的: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,柜里面预备着热水,可以随时温酒。

这段话,在杨宪益和戴乃迭译的Lu Xun Selected Works（1956,1980）里是这样译的:

The layout of Luzhen’s taverns is unique. In each, facing you as you enter, is a bar in the shape of a carpenter’s square where hot water is kept ready for warming rice wine.

后来,在这两位译者译的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（1960,1972）里,这段话就改为:

The wine shops in Luchen are not like those in other parts of China. They all have a right-angled counter facing the street, where hot water is kept ready for warming wine.

为什么这样修改,译者没有说,我们也无法询问,只能自己揣摩。全段讲的是鲁镇的酒店,第二个译文的wine shops作定语,一下子就把读本的注意力集中到“酒店”身上,下文也好安排。因此,比第一个译文以layout作主语为好。至少我们可以看出,原文以“格局”为主语,译文用layout不如用wine shops作主语好。认识到这一点,我们在做翻译时也就不必拘泥于原文的句子结构了。你说是不是?

我从小就喜欢翻译。记得在青岛上中学的时候，曾把英语课本里的故事译成中文，不是为了发表，纯粹是觉得好玩儿，而且有一种成就感。

大学毕业后，留在北外当老师，后来有幸参加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等领导人著作的翻译和修订工作，参加重要文件的翻译工作。当时我觉得学习外语，能做这样的工作，是无上的光荣，这种感受也鞭策我努力钻研。

有一天，我看到这样一句话：

“吃一堑，长一智。”

“a fall into the pit, a gain in your wit.”

没想到天下竟有这样好的译文，它本身就像一句谚语，然而它又与原文如此接近，如此吻合，使我惊讶不已。

后来我又看到这样一句话：

夺取这个胜利，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;巩固这个胜利，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。

To win this victory will not require much more time and effort, but to consolidate it will.

原文里重复出现的词语，译文没有重复，一个小小的will竟然替代了原文用二十多个字表达的意思。我在这里看到了道地的英语。

每当我看到这样好的译例，就回想起小时候在海边玩耍，捡拾贝壳。阳光下，那贝壳五光十色，绚丽多彩，拿在手里，别提多么高兴了。

近年来，参加了几本词典的审定工作。原书都是英英词典，加上汉语译文后，变成英汉双解词典。译文对不对，顺不顺，这就是审定者所要解决的问题。例如：

原文：The cold weather frosted up the track last night.

译文：昨晚寒冷的天气使跑道上结了霜。

改为：昨晚天气寒冷，跑道上结了霜。

原文：My toes were frostbitten from skating too long.

译文：滑冰的时间太长使我的脚趾冻伤了。

改为：滑冰的时间太长，我的脚趾冻伤了。

改动虽然不大，译文弄得比较通顺了，这也是对词典的贡献。

翻译有没有苦恼，有的。鲁迅先生在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中说过：“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，写不出，创作时候可以回避，翻译上却不成，也还得想，一直弄到头昏眼花，好象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，却没有。”译者这时的确感到心急如焚，焦头烂额，可是一旦找到合适的译文，就会感到格外痛快。

译者还有一种苦恼，那就是一个长篇在手久久不能完成。我译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时，就有这种体会。前后三年时间，一天都不敢歇息，更谈不上娱乐。家里人抱怨，“连跟你说话的工夫都没有。”三年里，我天天跟书中的角色打交道，把他们的言行和思想感情用汉语表现出来，他们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，以至于在快译完全书的时候，怀着沉重的心情仿佛向他们一一告别，痛苦得很呀。

几年以后，忽然有一天出版社的责编打来电话，说我的书快要出版了。我兴奋极了。取回样书的那一天，我对老伴说，我又有了一个儿子，我已经把他接回来了，他的名字就叫“大卫”。

总之，翻译蕴藏着无穷的乐趣，等待喜欢他的人去发掘。干这一行，就要爱这一行，否则怎么能做得好呢？